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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9
反思金融危机:监管松紧之辩
   2008年9月,在次贷危机加剧的形势下,美国第四大投行雷曼兄弟最终丢盔弃甲,宣布申请破产保护。近十年之后反思危机,货币政策逐渐回归正轨的通道中,如何平衡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之间及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如何确定合适的信贷增长水平,仍是危机留给我们的重要问题。

  费希尔出走

  2017年9月6日,费希尔决定在自己任期结束前8个月辞去在美联储理事会中的职务,称是因为“个人原因”。

  尽管以“个人原因”为由提出辞职,但外界猜测,费希尔选择离职也和特朗普政府“道不同”有关。临走前他始终强调金融危机后的监管使得金融体系更为强劲。

  宣布离职前,费希尔在美联储任职已经整整三年。“动静”并不大,发声频率和曝光度也远远少于现任美联储主席耶伦,但他扮演的“定心丸”作用不容小觑。也有经济学家表示:“其实有很多人认为,费希尔才是耶伦背后那位真正的‘联储主席’。”

  在辞任前几个月,费希尔在众多场合表示出对全面去监管的反对,这似乎在劝阻一心希望去监管的特朗普政府三思而后行。他表示,美联储每年都会通过压力测试评估大银行的健康状况,但市场呼声也越来越大,称现在是时候降低资本金要求或让压力测试变得更加透明。

  “在1930年后,又过了近80年,才出现了另一次可能有那么严重的金融危机。而现在,上一场危机才过去十年,每个人都想回到那场严重的金融危机爆发之前。这是极度危险、极度短视的。”费希尔赞成放松对小银行监管,但坚决反对给大银行减负。

  监管大松绑

  作为一个商人出身的总统,在金融风险与效率面前,特朗普似乎愿意冒险选择后者。美国新政府正在金融领域不断推进“去监管”,包括简化和放松《多德-弗兰克金融改革法》的部分条例。

  特朗普曾于今年2月表示,《多德-弗兰克金融改革法》为银行向企业发放贷款设置了阻碍,并签署行政命令和行政备忘录,要求对该法律进行重新审查。在特朗普看来,放宽对银行业的监管规定是经济计划的重要一环,能够刺激放贷及带动经济成长。此举被视为将开启美国近年来最大的监管洗牌,华尔街在金融危机后被迫戴上的法律枷锁将迎来松绑机会。

  《多德-弗兰克金融改革法》主要起草人、前众议员巴尼·弗兰克批评美国新政府同华尔街关系密切。他说,这是特朗普对“承诺帮助普通人应对华尔街巨擘”的背叛,给予华尔街通过正常政治程序得不到的好处。曾在奥巴马政府中担任财政部长的经济学家萨默斯表示,对这部法律不加区别地进行攻击不是正确的方式,美国金融行业系统性风险仍然现实存在,不能掉以轻心。

  特朗普提名的财政部长及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都是金融大亨,由这些人重新审视包括《多德-弗兰克金融改革法》在内的金融监管法律,政策走向不言而喻。

  《多德-弗兰克金融改革法》于2010年由时任美国总统的奥巴马签署生效,该法涉及范围广泛,被评价为自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之后美国最大的金融改革法案。主要内容包括设立新的金融监管机构——消费者金融保护局、扩大美联储监管职责、加强金融衍生品市场监管;禁止金融机构从事自营交易,提高对银行业的资本金要求,通过“沃克尔规则”来限制银行业的交易等。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孙杰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放松金融监管的问题本身不在于时间,也不在于放松,而在于如何更加有效地实施监管,如何进一步理清监管与自由的边界,在这其中外界存在诸多误解。”

  当年贝尔斯登案例仍有可以玩味之处,摩根大通背后是美联储,这是自1929年大萧条以来,美联储首次向非商业银行提供应急资金。参与促成摩根大通与贝尔斯登交易的盖特纳,时任美联储纽约主席,当时如此分析:“贝尔斯登的一幕是联储的一个转折点,很久以来我们一直认为,处于安全区内的行业银行和安全区外的其他公司之间有一条界线,这条界线现在被打破了。”

  跨过这条界线,犹如凯撒跨过卢比孔河,没有回头路。

  经济新周期?

  如果从2007年算起,金融危机已经爆发十周年。人类是否驯服了金融危机?世界经济更稳定了么?很多疑问仍然没有清晰的答案。

  “虽然美联储在稳步加息,促进货币政策回归正常轨道,但能够看出美联储依然是犹豫的,小心谨慎地参考经济数据指标做出相应行动,这就意味着对于美国经济复苏包括世界经济复苏,美联储目前并没有明确的判断。”孙杰对北京商报记者分析称。

  2010-2016年,全球经济增速由5.4%一路下滑至3.1%,这一格局被美国经济学家萨默斯称之为长期性停滞。2017年上半年,全球经济出现显著复苏迹象,无论是美国还是欧元区、日本与英国,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主要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增速均较强劲。

  尽管全球金融危机与欧债危机的爆发已经十年,但全球宏观经济与金融市场尚未完全实现危机后的市场出清,全球竞争力尚未真正恢复,全球经济也尚未找到新的增长引擎。

  目前全球经济增长,主要还在靠发达国家的宽松货币政策与新兴市场国家的加杠杆行为来支撑,内生增长动力并不乐观。

  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主要发达国家先后实施了大幅降低利率与央行大举购买金融资产的量化宽松行为。低利率与量化宽松行为的好处至少包括:一是压低中长期利率,帮助各部门修复资产负债表;二是刺激金融资产价格上涨,进而通过财富效应提振居民消费;三是通过压低本币利率来促进出口增长。

  当前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复苏,与低利率与量化宽松政策密不可分。例如,目前美国与英国的股市正处于历史最高点,巨大的财富效应使得居民消费成为宏观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又如,2017年上半年欧元区表现强劲的根源之一,在于同期内欧洲央行的扩表速度显著超过发达国家同行。

  目前仅有美联储停止购买金融资产、连续加息,并有望从今年9月起开始缩表。但考虑到目前美国薪资水平与核心通胀率增长缓慢,美联储的缩表行为必定是非常温和的。没有市场大出清,经济新周期仍在路上。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文 李烝/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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