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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5
化解金融风险必须大力减税
   金融风险的化解应该首先是当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像美国那种大力减税,减少实体企业的税费,提高企业竞争力。

  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维护国家金融安全进行第十四次集体学习,总书记习近平强调:准确判断金融风险隐患是保障金融安全的前提。

  可是当前宏观政策既要稳增长又要去风险,我国的稳增长主要依靠投资,金融机构的货币的衍生创造产生大量贷款,投机新项目把稳增长托住,但这种靠大量信贷去增加GDP的投资边际效用的递减,最后逐渐没有利润产生,但金融产生的数量不断累积,天量货币会通过各种方式在金融里面狼奔豕突,于是通过加杠杆的方式以获取更高利润、金融脱实向虚也会屡禁不绝。

  而我国靠信贷来拉动投资已经走到尽头,正如周小川行长提示:货币宽松到了周期尾部。这个意思就是会造成市场流动性减少,银行风险加大。金融风险主要来源就是银行风险,银行信贷占融资规模的80%,金融对GDP的贡献指标达9.5%,而美国的金融在100多年的时间里GDP的比例仅在5%左右,银行占GDP比例越高,金融风险就越大。所以总书记说的准确判断金融隐患很大程度上是指金融在市场上的结构隐患。

  化解金融风险必须大力减税

  那么银行的金融结构隐患又怎么来控制呢?大众对履新不久的银监会主席郭树清期望很高,以为“郭旋风”雷厉风行的作风一定能控制住金融风险,再说郭已经表态:如果银行搞得一塌糊涂,我作为银监会主席,我就辞职,这就是领导责任。从郭坚定的话语中,人们似乎看出他能把金融带出危机的信心。

  可是如果要实现郭主席的“但愿海波平”的愿望,必须要有一个前置条件,那就是经济结构性必须要改革,如果单方面谈化解银行金融风险,可能是在逐本求末,因为银行的风险主要来自于市场的结构的不合理,实体经济不能赚钱,钱就会追逐虚拟经济。现在监管风暴正在整治资本投资大鳄那些横行无忌的加杠杆行为,最终也是规范资本市场为实体经济服务。

  所以,金融风险的化解应该首先是当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像美国那种大力减税,减少实体企业的税费,提高企业竞争力。其实美国减税就是供给学派拉弗提倡的供给改革,我国的供给侧改革思路也应该与其保持一致。

  但是我国的税率过高可能会影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们税率过高也一直争议不断,在国际上我国统计的数据,税负指数占GDP不到30%,低于绝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那么为什么国内的企业却觉得我国的税负太重呢?以至于曹德旺等企业到美国开工厂也盘算着我们的税率要比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还要高不少,而且当时曹德旺说这话时是在美国没有减税前,美国减税前税负水平在44%,现在已经降到15%的税率,这个要使多少曹德旺“蠢蠢欲动”奔赴美国。

  管窥蠡测,出现这种异议一定是我国税收统计与发达国家标准不合。欧美日等国的财政收入结构把社保收入也纳入其中,而我国没有把社保收入计算进去,中国2016年社保收入5.3万亿,这么巨大的资金没有算入财政收入,还有一些非税收入、罚没收入等等,都排除在财政收入范围之外,当然使我国的税收与西方比较显得很低,这就是尽管在国际上税率比较我国看似较低、但国内企业普遍感到税负很高的原因。

  降低企业税费 征收房地产税

  所以我国结构性调整,应该首先在于降低企业税费,使实体企业能获得一定的利润。当然要实现这个改革,要点就是征收房地产税。因为我国处理通货膨胀的方式就是钱不能流向粮食猪肉等生活日用品,使房价独立承受货币的承载功能。

  近年来银行的整个贷款110万亿,仅房地产就占36万亿,还不包括一些理财、信托等通道业务隐形进入房地产的资金。可是,土地红线使政府手里可用的土地资源逐渐在减少,土地财政后继收入没有了,那么来替代政府收入的应该是房地产税,而且这个税越早征越好,使地方政府早日摆脱土地财政的依赖。房地产税能抑制高房价,这个是多国反复进行市场验证的结果,笔者不在这里赘述。

  高房价拉升了人民的生活水准,也提高企业的生产成本,连华为这样的优质大企业都不堪房价的重负,去年差点从深圳搬迁到房价较低的东莞。要不是怕引起连锁反应政府私下安抚恐怕华为早就撤离了深圳。所以为了让我国企业早日摆脱颓势,开征房地产税来增加企业利润是当前化解金融风险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

  即使经济强大如美国,房产税也是税收的主要来源之一,之所以美国现在敢这么大幅度减税,也是因为美国联邦政府的公司所得税仅占联邦政府税负收入的10%,而个人所得税占48%。美国的财产税也就是房产税是各州政府收入的支柱,占州税收收入的80%以上,而我国企业税负却承担整个财政税收的90%以上,个人承担的不到10%,所以,要平衡经济结构首先要平衡一下税收结构,这个税收结构不调整,是没有办法来调整经济结构的,继而也影响金融结构,带来连锁反应。

  我们引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是开发商加杠杆,民众有百分之二十以上的首付,违约率几乎很低,但开发商通过银行理财、信托等模式不断从银行变相获得贷款,负债率很高。高层最怕开发商崩盘,引起银行倒闭,诱发金融危机。

  所以国家这么重视房地产去库存,可是现在一二线城市几乎没有库存,三四线库存也去得差不多,甚至三四线城市像安徽的滁州、江西的赣州、河北的涿州、浙江的嘉善、海南的三亚等一些四线都难以算上的城市也出现限购,所以房地产去库存已基本接近尾声,现在房地产也几乎都转移到民众手中,征收房地产税正当时。

  特朗普的回归实体的政策和美国的加息,加重我国金融的外部风险,而内部风险则是银行资金的脱实向虚,所以市场留给我们应急处置的时间不多了,减少金融风险唯一途径就是调整税收结构,以此来改善企业结构的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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